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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|李泽厚:做思想家,需要有学问的积累_1

专访|李泽厚:做思想家,需要有学问的积累_1

[来源:未知]  [作者admin] [日期:2021-11-09 14:36] [热度:]
html模版专访|李泽厚:做思想家,需要有学问的积累

李泽厚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领军人物,对文化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。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,带着面对问题应该如何前行的思考,李泽厚先生还有话继续要说,我们的这次访谈,也谈及了李泽厚思考与写作的方方面面。

李泽厚,哲学家,知名学者,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,德国图宾根大学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、密歇根大学、科罗拉多学院、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、客席讲座教授,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客席讲座研究等职。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,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。著作《批判哲学的批判???康德述评》、《中国(古代、近代、现代)思想史论》、《美的历程》等影响巨大。

八十抒怀

在家里无为而治

新京报:我们先从两个“80”聊起吧。第一个“80”,是你今年已经八十岁,有何感想?

李泽厚:我已经不能再年轻,我们这一代人都牺牲掉了。三十年或五十年,在历史上看来是一成不变的瞬间,但是人的一生有几个三五十年?我喜欢很多剧烈运动,骑马、冲浪、蹦极,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。

新京报:你在美国的家中还放着骷髅?

李泽厚:是啊,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。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,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??那时候是开玩笑嘛,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今天我见到你,明天也许见不到了。

新京报:用什么心态看待死亡?

李泽厚:我曾经说过人要死的话,最好是心脏病发,没有痛苦就死掉。其实我怕的是痛,不是死。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,人都想活,这是动物性的本能,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,快乐地活着。

新京报:说到养生,你用什么方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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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泽厚:我曾经到同仁医院看病,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,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中医。别人都觉得老中医一定好啦,结果不行,反而是年轻的中医给我一服药就治好了。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学习中医的,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种手把手的教学,现在学中医还要学西医的一些理论。西医的治疗方法,例如B超,可以帮助诊断病情。而中医强调个体差异,讲究“异病同治、同病异治”,这里面的一些经验,是现代科学还不能够解释的。

新京报:现在打着中医和养生的旗号行骗的人很多,比如张悟本。

李泽厚:那不是真正的中医,所以方舟子打假很有力,指名道姓,有根有据,毫不客气。但是方舟子讲取缔中医,那是绝对错误的。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,外国人都不相信针灸,认为不科学,现在美国医生也在搞针灸,因为确实有效。按照现代科学,人体的经络系统确实找不到,无法证实,这是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解释中医的地步。

我在一篇文章中讲,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,就相当于西方的辨证逻辑,都是一种概括性的对事物的认识。希腊人放血治病,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。近代科学跟希腊一些理论是有关系的,其来有自,但近代科学主要从培根以后,讲究实验,追求普遍性,不管什么人,得了同一种病都吃同一种药,亚美优惠永远多一点,这就绝对化了。所以我讲“西体中用”,因人而异。

新京报:你怎样看待财富?

李泽厚:我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,不会追求奢侈、穿名牌。有些人穿名牌衣服,住最高级的旅馆,开最好的车,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。我是做学问的人,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。前几天我看到商店里有60万元一块的手表,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?现在就是人为物驭,你买一个物,反而做了物的奴隶。

新京报:谈谈你的夫人和儿子吧。

李泽厚:我马上要金婚,哈哈,能不能活到金婚还不知道。我们是1963年结婚的。在家里,我向来尊重太太,比如我们结婚十年才生小孩,就是她坚决不愿意早生。小时候她生活条件不好,带小孩有点怕,我就完全听她的。本来我希望有两个孩子,她坚决不要,我也只好放弃。哈哈,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儿子学计算机,根本不看我的书,连《美的历程》他都没看过,说没兴趣。我也尊重他,从来不要求他看。在家里,我就是无为而治。

八十年代

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

新京报:继续聊第二个“80”??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思想解放,出现“美学热”。今天再回望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,你有怎样的感触?

李泽厚:做学术研究,我主张首先做小题目。八十年代我带过一个学生,他的毕业论文是《论艺术》,我看了大为生气,对他说,你还不如写个《论宇宙》好了。他听我说这一句话就知道,我把他整个论文都否定掉了。

当时也有人说我:“你要别人做小题目,你自己怎么老做大题目?”哈哈,我也是先从小题目做起的。五十年代我研究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,1955年发表文章,我是从1952年就开始研究,这三年间材料积累相当多。那时候我都是看原始材料,线装书。要做卡片都没有钱买,就拿一张非常薄的纸,非常便宜,抄下来以后把它分类,剪开以后再贴到一个破报纸上。

新京报:当年做学问的物质条件确实很艰苦。

李泽厚:那时候借书也很不方便,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,每个学生只能借五本书。我就想办法,借了一个老师的借书证,就是任继愈先生。因为图书馆规定老师可以借三十本,我用任先生的借书证,每次弄一大堆书出来,要一个大袋子,分两趟背回宿舍里。

当时我有肺病,学校把我们得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,两个人一间宿舍。楼顶层还有一些没人住的房间,为什么没人住?因为有个斜下来的大屋顶,靠墙这边很矮,蹲下去都没有空间,窗户很小,白天也要开灯。我发现了这种房间,就破门而入!在那里一个人看书,谁也不来往,抄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。我一直强调要重视资料,这都是硬功夫、苦功夫。

新京报:你还讲过,八十年代以后,思想家淡出,学问家凸显。

李泽厚:现在好像连学问家都没多少了。八十年代之前当然思想家难做,我要表达自己的思想,实际上是通过康德。比如我有一批手稿带到美国去,其中讲康德的这本书是什么意思?人家都以为我在讲康德,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哲学思想。这个内涵,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。

学界批判

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是好事

新京报:你对当下的学界,包括大学,提出过很多批评意见。

李泽厚:是的,我讲对于大学来说,最重要的是“重建象牙之塔”,恢复大学精神。比如北大把金庸、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,教授治校的话,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?

新京报:这种乱局的责任在于谁?

李泽厚:首先是大学校长要负责,校长不懂什么叫学术吗?国家定那么多项目,投入很多钱,大家就是在分这些钱。你看现在书籍的装帧都非常精美,但是里面没有学问,只有垃圾。学者们忙着上电视,忙着开各种会,哪有时间做学问?

新京报:你对《百家讲坛》这类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节目怎么看?

李泽厚: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,我认为是好事。当年搞“文化热”的时候,有人就说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,责任在传统文化,在国民性。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意见,我觉得文化没那么大责任。如果一律简单地归罪于文化,那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不就逃脱罪责了吗?这个看法当时没有人接受,我被骂得一塌糊涂。现在的问题也是这样,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,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。

新京报:批评声音也很多,你会在意吗?

李泽厚:别人对我怎么评价都可以,讲出理由就行。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,一视同仁,众生平等。比如我的学生都知道,在我这里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。不过当代学人的心态有问题,认为“老子天下第一”,互相攻击。有人是老师不出面,指使学生去发表文章,这就太可笑了。

理论交锋

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

新京报:看来你与自由派和“新左派”都有理念上的分歧?

李泽厚:1999年我在《己卯五说》里面有篇文章,讲到我跟自由派、新左派的区别,现在十年过去了,有必要进一步引申。我也讲过“情本体”,这是“中用”,但现在觉得还不是“情”的问题,而是理性不足。但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“天赋人权”。

新京报:为什么不同意“天赋人权”呢?

李泽厚:其实没有什么天赋人权,西方也没有。古希腊奴隶社会,奴隶被认为是“会说话的工具”,可以随便杀掉,哪有什么人权?“天赋人权”恰恰是近代人想出来的概念。

新京报:那么你怎么看新左派的观点?

李泽厚: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,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,现代化不是美国化。但是这十年来,我和新左派的距离拉大了,为什么呢?他们讲的东西就是照搬西方的后殖民、后现代。我所讲的走中国道路,恰恰不是这种。

目前的情况就是,新左派搞文化相对主义,在他们看来,文化没有绝对价值,每种文化都有道理,所以裹脚也是好的,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好的??我反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,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。

采写| 武云溥

导语校对|卢茜

正文校对|赵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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